不容置凝，中国古代陶瓷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能道出这种影响的全部历史意义。世界上一些致力于考古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经贸史、工艺美术史的学者们，甚至包括其它一些行业的学者们不得不注意越来越多的古代中国陶瓷器碎片乃至完整器在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地被发现的事实。从公元六到七世纪以来，中国的陶瓷器就象星星一样在世界各地散布。在东南亚菲律宾的阿南巴明冈大学博物馆；吕宋岛的庇拉部落中世纪墓地；北婆罗州沙捞越首部古晋国博物馆；沙捞越河口遗址及尼雅洞六遗址；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在南亚的印度迈索尔州澶拉维利；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沼里城；阿利卡美德部落；在古称为"狮子国"的斯里兰卡科伦坡；科加拉佛塔；雅巴弗巴废址；在巴基斯坦的曼波尔废港；布腊富米纳巴德，潘贾布，马库兰；在中亚的古称为"波斯"地区有帝斯，达木巴格乌，卡拉底雅木西德，哈利勒路德溪谷，吉尔福特，沙利达基亚努斯，西拉福遗址；在伊朗的内沙布尔遗址；厄尔布尔土山南麓的列伊遗址；莎威，阿尔德比勒；在阿富汗的贝古拉莫遗址；沙里戈尔戈拉废址；在东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巴勒贝克；叙利亚的哈马；美索不达米亚的萨马腊遗址；在伊拉克的瓦吉特，库底西福哇，阿比尔塔；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沙莱博物馆有惊人的以青瓷和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大集藏；在阿拉伯半岛广袤之地，有南岸亚丁及附近卡乌德亚穆赛拉，阿布安废址；北也门的扎哈兰；阿曼的苏塔尔；石油之国巴林，在古代阿拉伯陆路交易中心圣地麦加；在东非非洲突角的加尔达非海角；沿海岸而下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桑巴给尔岛，马达加斯加尔岛；在埃赛俄比亚高原面临亚丁湾的索马里港口，吉布提，门户阿姻德，阿巴沙果格沙，以及更遍远的哈格尔，达加布尔；在埃及阿斯旺的阿布辛贝尔，亚历山大里亚，红海岸港口阿伊扎布，以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在上世纪末乃至本世纪相继在以上各地发现的中国陶瓷已经形成了世界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热"现象，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由此而产生的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东西方贸易交往史"诸问题。本文仅其中最典型、最完整、最全面的代表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遗址之一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作为论证。
从富斯塔特看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
有关福斯塔特遗址之发掘及其历史，本文不再叙述，本文仅谈谈与此题目有关的中国陶瓷出土情况。在本遗址中共发现"适当数字为六七十万片"的瓷片，其中中国陶瓷约一万二千片，占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其余皆为埃及式其它各国所出的瓷器[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陶瓷有三个特点。
（一） 种类繁多
它包括唐代的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宋代有龙泉窑瓷，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以及其它南方窑口白瓷。元代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广东褐釉陶瓷。明代与元代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五彩瓷。更为丰富。由上可知，它几乎襄括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各著名窑口所生产的名瓷，是一个典型的全面的中世纪（唐、宋、元、明）中国瓷器遗存。从唐代始，中国陶瓷贸易就到达了非洲，并且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朝。又由于比较其它遗址来看，本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数量及种类最为丰富，、以及有关福斯塔特的史料纪载，可以推测当时的福斯塔特是东北非洲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中国陶瓷是这个贸易中心持续的大宗贸易商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及收藏者的青睐。只有如此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该地发现的中国陶瓷种类齐全，品种丰富。
（二） 大多属南方窑系的产品
遗存中除唐三彩，邢州白瓷，宋定白外，多为中国南方窑系之产品，这一方面由于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相诮的陶瓷产业中心转入南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方窑系的产品便于从南方 沿岸海运，当地的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东南亚商人便是从南方各地大港口进行陶瓷贸易的。而且，从唐宋以后，中国贸易陶瓷的主要路线是海路，这一观点，本文不将于后论及。
（三） 质量优异并有大量青花。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试以同时中国输入日本的陶瓷作一比较：
埃及与日本所出土的中国陶瓷质量比较
 |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 | 日本博多平台球场遗址 |
| 越州瓷黄褐釉瓷 | 有漂亮的篾雕，线雕花纹，少量镂花，施以雅致橄榄绿釉，多精品。 | 无图案，非常粗糙 |
如果当时福斯塔特（也即今天开罗的前身）真是国际一大贸易中心，那么，阿拉伯商人无疑对当时的大宗中国瓷器具有行家般的鉴赏力，而且，中国南方各窑场有可能专门为外销而制作一些产品。由于中国陶瓷令人喜爱并在国际市场大为畅销，这大大刺激了中国内地各大窑场瓷业的生产积极性。中外商人也因此而获巨额利润。这从元代青花大量发现也可证明。元代青花在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可谓凤毛麟角极为珍贵，在国际上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称完整的元青花器仅二百件左右[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福斯塔特却发现了元青花数百片。其纹式有花纹、鸟兽纹、人物图案等，其风格不受拘束笔锋锐利。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的铭文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热流中。元代青花瓷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毛文奇：Early Blue and White, Oriental Art, Spring 1977],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兰彩碗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宋代青花小碟[唐昌朴《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文物》1980年4期]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元青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来源于铜官窑。刘新园先生《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一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瓷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多种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他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倒解释了为何在埃及发现大量元青花碎片这一事实。过去国内学者总把中国青花发生的原因局限于中国国内来考察，而不是从国际贸易方面来考察，从中国瓷业生产与外贸的联系来考察，事实证明，这种考察是有极大局限的。应该这样看待元青花，它是中西双方进行陶瓷贸易而随之进行的文化、技术智慧结晶的产物。
中国贸易陶瓷对波斯与埃及的影响
正如中国青花瓷的发生受到了波斯陶瓷技术的影响，那么，大批的中国贸易陶瓷对西亚乃至波斯、埃及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陶磁片中，大部分是埃及产品，但是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都为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见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输入三彩的九到十世纪，模仿三彩的动脉就生产多彩彩纹陶器及线纹陶器。当中国的白瓷输入后，埃及就生产了白釉陶器。十一世纪后中国青瓷和青白瓷输入，埃及就出现青花白瓷。同样的情况也在波斯发现。八、九世纪中国输入唐三彩和邢州白瓷后，马上就有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刻文陶器）和白釉兰彩陶器，十一世纪中叶青瓷输入波斯，波斯陶器一反华丽色彩而呈现出宁静的青色，又成为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一次"青的俘虏"。象这样的情况其它地区也有。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是当时世界观陶瓷发展的一个支流，但在当时中国陶瓷无疑占领导地位。而中国陶瓷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这仅仅是因为中国陶瓷质量优异形式优美。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不仅为中国而独有，它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及仿制品就说明了这一观点。
中世纪中西陶磁贸易与中西交往
在这里，我们提到"世界"的概念。世界之大完全是相对而言，今天的"世界"不同于古代的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因为随着交通与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变小了。那么中世纪乃至古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在古代乃至中世纪东西方的人们如何为了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利益进行相互间的贸易的呢？这正是本节要论证的。许多年以来，只要人们一提到中西交往史，人们往往地想到"丝绸之路"，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此引缺乏了解而又仅有一家之说的缘故。后来，日本学者提出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使人们开了眼界。实际上，早在唐代就有比以上二说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共七条，五条为陆路，二条为海路。即"安东道，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丝道，""渤海道，海夷道"。以上七道以海夷道在商业上最为重要，它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海夷道"后来也成为日本学者所称为的海上"陶瓷之路"实际上这条路不但为陶瓷之路，也是"丝绸之路"，"茶之路"，只不过是用"陶瓷之路"更能体现这条海路的主要贸易品的性质而已。除了丝茶陶瓷之外，这条海路贸易的商品还有许多，这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乃至中世纪与西方交往是以陆路为主，还是以海路为主？一部分人持陆路意见，如过去的大部分国内学者，一部分持海路意见，这部分人较为现代，一部分人是海路与陆路折衷的。这是"调和派"。但不要因为它"调和"就看不起它，实际上，中西交往的海陆之争完全是以空对空，脱离实际。中西交往首先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交往条件：这些条件为：一交通能力：技术、设备，如航海需要航海能力，适合远洋船舶等，二交通机遇；这种机遇为政治的，经济贸易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纯为政治军事上的机遇。明朝郑和下西洋则为综合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结合的机遇。因此，考察中西交往问题切忌"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察中西方陶瓷贸易交往问题也是如此。中西方贸易交往先是以陆路为主，处于中世纪的唐代可为标志，大概唐代之前，由于航海能力有限，海路遥远，多以陆路为主。此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所云的五条陆路，和以后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希托霍弗恩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由于航海业的发达，贸易交往需要的强烈，以及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交往日渐增多，因而，中西方贸易交往主要以海路为主。又由于海路比陆路更有优点，如运输量大，成本低，安全可靠，在中世纪乃至以后，每路成为主要之路，所谓"渤海道，海夷道"即此，海上"陶瓷之路"即此。在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发现有中国古代陶瓷的遗址大部分都是接近"海夷道"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陶瓷全是中国[唐宋元明清]陶瓷产品，这足以作为自唐代以后海路成为中西方贸易交通主要路线的明证。埃及福斯塔特的中国陶瓷亦当为从海上辗转贸易而来。至于史料方面的记载更多，我们列举一二，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又据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记宋时广州海舶情形："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闲隙处。"对于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有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获其利，如《宋会要》载绍兴七年十月三日帝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又载："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市舶司全借番商往来贸易而。大商蒲亚里（阿拉伯人）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令劝诱亚里归国，往来于运香货。"从以上可知从唐宋以来，中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了，中西方商人，乃至政府无不大获其利。推动中世纪中西方陶瓷贸易的也只能是商业欲望而优美的中国陶瓷恰恰是大受西方诸国商人、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中国唐宋元明陶瓷那么多而丰富。同时 ，这种中西方陶瓷贸易反过来又推动了中西方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仅对陶瓷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