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工商业比较发达，陶瓷生产更加集中和专业化，如河南洛阳周王城的西北部，河北的易县燕下都和河北武安午汲故城以及山西侯马等都是北方集中生产陶瓷的地区。在江南，如浙江肖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县的富盛两地都是陶瓷生产集中的产区。此外，湖北江陵县毛家山已发现战国时期的陶窑，可知战国时期生产陶瓷器的地区相当普遍。由于我国南北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窑炉的构造也因之有极明显的差别。根据近年来窑址发掘的资料，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发现的窑，其窑的型制结构基本上属馒头窑，战国时期河北武安午汲窑[14]如图1所示。窑床上的火道，前通火膛（燃烧室），后通烟囱。从现代的观点来论，虽然这种设想对提高窑内的温度有较好的作用，但对解决窑炉各部位温度均匀问题还不是理想的技术措施。在我国中部地区，湖北江陵毛家山战国时期的陶窑结构[15]图2，整体似腰鼓形，窑室似椭圆形，烟囱移在窑墙后面，具体窑型结构与北方的武安午汲战国陶窑以及江南普遍使用的龙窑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自商代至战国一千多年间，由于窑炉和烧成技术的改进，除大量生产日用的红陶、灰陶黑陶等品种外，还生产出了印纹硬陶和致密釉陶。这一时期的窑型结构上，南、北方已有明显的分界，区别在于北方为馒头型圆型窑，南方为斜坡式的龙窑。根据现有资料介绍，自战国开始，我国南方如浙江的肖山、绍兴，广东的增城西爪岭、湖南等地，都普遍采用龙窑烧制陶瓷，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绍兴富盛县竹园发掘的一座龙窑如图3所示。其构造"为长条形倾斜建筑，斜度16° 。窑头已遭破坏，仅存窑床和出烟孔两部份，估计全长不超过6m，窑床内宽2.42m，上铺砂粒一层，窑墙自底起即已开始砌拱顶，窑室宽而不高，窑室后为排烟坑，结构比较简单。从这条窑的结构分析，它还是一条比较原始的龙窑，上下温差较大，底部多为生烧的胎质疏松的残片，上部多为致密坚硬的器物。
秦、汉时期，北方各地仍继续沿用圆形馒头窑烧造陶瓷，陕西咸阳滩毛村已发掘的秦代陶窑[19]如图4所示。与战国时期的陶窑相比，窑室显著增大，约比武安午汲窑大3倍，燃烧室（火膛）深度约增加1倍，烟囱截面积也相应地加大，特别是窑床前高后低（约7 坡度），是一项创造性的改革。尽管窑本身结构上有一定的缺点，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圆形馒头窑的结构也还是在继续改进中。
到了汉代，随着陶瓷行业的日益发展，北方地区圆形馒头窑的结构继续有所改进。根据汉代窑址发掘的资料[20~22]，主要是由一个烟囱改为二个或三个，而排烟口仍为一个。使烟从两侧的火道汇集在中间的火道以后再排出窑外，如图5所示，这样就可以改进窑内温度不均匀的现象。又如午汲东汉窑烟囱的设计（图6）[23]，是在窑墙后用砖坯围成一个半圆弧形，在窑床后墙下设有三个进烟孔汇通于孤形集烟室内，经窑上烟囱排出窑外。从图中可以看出，汉代在烟囱的设施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因而也可以说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圆形馒头窑已基本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
汉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南方陶瓷亦日趋发达，浙江和苏南一带尤为集中，所用窑炉在战国龙窑的基础上继续改进。近年来浙江省和上虞县文管部门在联江公社红光大队帐子山发现了两座东汉龙窑，虽然前段均已破坏，但从现存的遗迹中还可以观察到它的全貌[24]。其中一号窑（图7）残长3.9m，估计全长为10m左右。窑床残长部分为2.98m，底宽1.97~2.08m，窑底的倾斜度前段为28° ，后段为21° ，两段交界处有明显的转折线。窑顶原为粘土块砌筑的弧形顶，惜已全部塌入窑底，估计拱顶至窑底的垂直高度约为1.1m。窑室后部一堵墙，墙的下部筑有烟火道，墙后有排烟坑，与窑室等宽，长约60~70cm，平面作横向长方形。该窑与战国时期绍兴富盛长竹园龙窑相比，其主要区别是窑身长度增加约4cm，窑身的倾斜度增大5~12° 。这样不仅加大了窑的容积，燃料比较节省，同时因窑的倾斜度增大，窑内抽风力也大，烧成时间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窑工们为了避免抽力过大，烧成时间短，影响产品质量，特在两段交界处将倾斜度减小，以降低窑内抽力，减少大量冷空气进入窑内，但总的来说平均坡度还是过大，火焰在窑内仍不易存留，有温度不易控制的缺点[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