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帝王都以北京为都。北京故宫珍藏的国宝，大都是这两朝帝王的玩赏之物。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却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因何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去了台湾呢？
此事说来话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他们把魔爪伸向华北、伸向全中国。在这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古都北平随时都有可能陷落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当时政府为了使这些国宝免遭浩劫，从1933年春天便开始有计划地将文物南迁。
据记载，当时准备南迁的国宝，计有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多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多件；玉器无数。宝贵的文献装了3773箱，包括皇史以及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和明清两朝帝王的实录、起居注等，还有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其中一套内阁大库档案红本，是清乾隆五年起到光绪二十四年止，中间没有间断的历史文献。另外还有四库全书以及各种善本、刻本。贵不可言的是一本《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它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刊印于公元975年，是杭州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内发现的。文物中最笨重的是国子监的10个石鼓，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上面刻着战国时代的故事。这些石鼓以其被发现时的地址、朝向命名，称为“陈仓十碣”或“岐阳石鼓”，是在唐朝初年发现，后被金兵掠到北京的。
这些文物南迁的过程是这样的：1933年2月27日由武装押运，第一批2118箱文物开始南迁。为了预防途中被人抢劫，文物几经绕道，转抵南京对岸的浦口。到浦口后，文物在火车上呆了几乎1个月，因此当时被人讥为“抬着棺材找坟地”。原因是迁移的地点一直未能确定，而不能确定的原因则在于各方都想争夺文物迁移、存储的权利，以便从中渔利。经过各方争夺、协商，最后才决定将文物暂时迁往上海。3月3日，第一批文物运到了上海，主要是文献。此后，4批文物先后抵沪，在上海法租界租屋存放。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沪办事处，负责文物的造账入册工作，并把文物重新编号：古物馆文物的编号为“沪”，图书馆文物的编号为“上”，文献馆文物的编号为“寓”，秘书处文物的编号为“公”，连起来就成了“沪上寓公”！
上海气候潮湿，治安混乱，不利于国宝的保藏和安全，而且所租的库房在租界，有损国家尊严。但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让国宝又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沪上寓公”。直到1936年12月8日，国宝才分批装箱运往南京。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南京告急。刚刚落足的国宝从1937年8月起再受颠沛流离之苦，绝大部分又由水陆两路向大后方迁移。随着中国国土在侵略者铁蹄下的不断沦丧，国宝不断迁徙，历经磨难，简直是飘忽不定，落脚无根。由水路运出的，从南京到汉口，又迁重庆，再到宜宾，直至乐山，存于寺院之中；由陆路运出的，先到宝鸡，后迁汉中，最后运往成都，藏于峨眉小镇庙宇之中。曾于1935年参加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93箱国宝被运到长沙，再往贵阳，安置在天然洞窟之中。除了来自北京故宫的国宝之外，还有来自古都南京的文物约2000多箱，也都藏身于偏僻山野。在这个过程中屡有国宝失踪事件，许多国宝流落到了海外古玩鉴赏家手中，有些则落入了某些主持国宝迁移工作的国民政府官员的手中。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蒋介石从1947年开始，将四散在外的国宝分批由各地聚集到重庆，再运回北平和南京。后来，蒋介石在内战中大败，他就把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拿出来、从南京博物院取走的总共近25万件价值连城的绘画、瓷器、玉器、青铜器以及档案等运到了台湾。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