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缥瓦是什么？
缥瓦是什么本应不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若按字面解释，前面的缥字是一个形容词，是修饰后面的瓦字的，最简明的字义，缥是指青白色，或青白色的丝织品（见《现代汉语词典》第８６５页）；若再深入一步，则中国古籍中尚有“苍青色”、“浅青色”、“青黄色”等义（见《康熙字典》第９３６页），但总也离不开一个“青”的基本色调，缥和瓦的合成，缥瓦应释为青色的瓦，或俗称的“小青瓦”者，或现在习称“粉墙黛瓦”的黛瓦。
但陈嵘先生《脞谈》文中却称：“缥瓦即琉璃瓦”，并举了唐人皮日休的诗《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为证：“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
苏州古为吴地，全吴指唐时苏州全境地域，“十万户”当指唐时苏州全境户籍的约数，曾在苏州任过刺史的白居易就写过“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登阊门闲望》）的诗句，说明“十万户”确是当时苏州人口的约数。若按陈嵘先生在《脞谈》中的解释，“全吴缥瓦十万户”当释为唐时苏州的十万户人家的屋顶上都铺上了琉璃瓦了。无论在道理和事实上，这都是不可能的。
琉璃，亦称“流离”、“璃”，是一种矿物质的有色半透明材料。琉璃工艺，是以陶为胎，施以琉璃釉（主要成分为氧化铅，分子式ＰｂＯ），再入窑烧制而成工艺品的过程和方法。琉璃工艺早期多用于小件器物上，后期亦用于较大件器物及建筑构件上，用于砖瓦上，主要是隋唐及其后的事。据历年于各地出土的实物证明，我国在战国时即已出现琉璃工艺，但质料不纯，有时与料器混淆不清。唐三彩即是以黄、绿、蓝、褐、紫等多种颜色为主要釉色经焙烧而成的釉陶制品，也是广义釉陶类的一种，但三彩只兴于唐代，多用于器物和墓葬俑、兽上，一般单独列出。而质料纯正的琉璃制作则是宋代及其后的事了。
若从文献方面探求，则琉璃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书·西域传上》曰：“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颜师古注引《魏略》：“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上文中罽宾是古西域国名，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是佛教大乘派的发源地。大秦国是中国古代史书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可知大致是汉代开辟丝绸之路时，由西域传入琉璃的，而琉璃色彩众多，缥是其中一种。《魏书·大月氏传》：“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大月氏是古代民族名，汉时居中亚阿姆河地区，由丝绸之路来中国，故在北魏时的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发现过琉璃构件，但当时只限于宫殿的少量使用，并未用于砖瓦上。真正出现琉璃瓦是在隋唐时，隋唐虽然继续烧制琉璃器，但多为器用构件，如照壁、供器、炉、瓶、盆、缸一类，用于作瓦者仍然鲜见，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西安的唐大明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只出土极少量的浅色琉璃瓦，而于整座宫殿使用琉璃瓦则是始于元代的事。由于琉璃瓦是一种釉陶材料，具有抗腐、美观、富有民族色彩等优点，故到明代时得到较大发展，元明时的琉璃窑厂设在北京的海王村，即现在的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由于制作工艺和成本，琉璃瓦是高于普通青瓦的，更由于中国的礼制要求，中国古代民居中是极少使用琉璃瓦的，因此，说唐代“全吴缥瓦十万户”中的缥瓦是琉璃瓦是不能成立的，是一种误读误解。
但这样的误解却是有出处的，而且还是出于《辞海》、《辞源》这样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甚至极为详尽的权威工具书《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也一概这样解释缥瓦的词义，并列举上述唐人皮日休的诗句为证。这样一致的现象大约是相互传抄的效果吧。
那么怎么会产生这一现象的呢？
我们且看《辞源》中的“缥瓦”条目：琉璃瓦。《全唐诗》六一三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宋王子韶《鸡跖集》：“琉璃一名缥瓦。刘陶诗云：‘缥碧以为瓦。’”（宋曾忄造《类说》二九）
这里明确显示是宋代曾忄造所编的《类说》一书。首先转引王子韶《鸡跖集》中的话：“琉璃一名缥瓦。”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业空前发展的鼎盛时期，新型窑、新技术不断出现，因而在陶瓷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中，较为粗放的琉璃也得以发展，其中有一种琉璃瓦是烧制为缥色釉的，是仿制普通小青瓦上的色彩的，宋时就简称这种琉璃瓦为缥瓦，王子韶在《鸡跖集》中就记录了这一情况，“琉璃一名缥瓦”应解释为琉璃制品中有一种是称为缥瓦的。后人在解释“缥瓦”的词义时，就反过来应用《类说》的词义，将“缥瓦”释为琉璃瓦了，再后来的文人在编辑文史工具书时也就以讹传讹地传下去了。
二、苏州城墙全部用砖砌事。
陈嵘先生在《脞谈》文中说：“五代梁龙德二年（９２２年），吴越王钱时，苏州城墙全部用砖砌成，据史籍记载，钱时修筑的砖城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规模十分宏大，气势壮观。”
这段引文中，陈嵘先生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写下苏州城墙是“全部用砖砌成”的，而且列举钱对修筑的“砖城”高度和厚度尺寸，按唐五代时的尺度与今尺的转换标准可知当时一尺相当于今３１．１０厘米，这样可知唐五代时苏州城墙高为７．４６米，厚为７．７８米史载苏州城墙外城长为４２里３０步（《吴地记》·周制），或为３０里（《太平寰宇记》·宋制），折合今制当为４６０８米左右，若以此三者计量其体积为２６７４４３立方米，宋时条砖以瑞光塔砖为准，每块尺寸为３１．５×１４．５×４．０立方厘米计，则应用条砖数为１４６．３８×１０６块，即要用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块条砖方能筑成“全部用砖砌成”的苏州城墙，这笔巨额数量的条砖在五代的龙德二年（９２２年）的苏州地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人力和物力。钱自唐昭宗，光化元年攻占苏州后，直至后梁龙德元年（９２２年）才用砖于苏州城墙上，其间相距二十四年，一直为吴越国钱氏政权所管辖，苏州处于吴越国北部前沿，向西不远即杨行密吴国之地或南唐李氏之地，为何不早用砖于苏州城墙呢？因为要积蓄财力和物力，用砖于城墙是一项耗费极大的工程。
若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分析，则“古代城市必有城墙。城墙是人们在聚居地为自身安全建造的防御性构筑物。早期的城墙是由夯土筑成的，且在宋代以前很少包砖或用砖砌，宋以后则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或城墙的重要地段包砖……”（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第５１６页），史载苏州城墙于五代战乱中受到损毁，“唐乾符二年（８２５年），刺史张搏修完此城。”对于刚修好不久的苏州城墙实也不可能拆除土城而全部用砖筑城。
反过来说，苏州的方志上倒有五代于苏州城墙包砖的记载，王謇先生转引的旧《吴郡图经》云“乾符三年，因王郢之乱，刺史张搏重筑，梁龙朔二年四月专瓦，高二丈四丈，厚二丈五尺，里外有濠。”（见《宋平江城坊考·城池》第２２０页）而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郡城之状，如亚字，唐乾符二年，刺史张搏尝修完此城，梁龙德中，钱氏又加以陶甓。”后来的志书《百城烟水》也说：“梁龙德二年，始以砖。”这“”字古代指井壁，段玉裁注曰：“谓用砖为井垣也。”亦指以砖修井，孔颖达疏引《子夏传》曰：“，亦沿也。以砖垒井，修井之坏，谓之为。”对于城墙而言，“砖”就是在土城墙的外面包砌砖层，“加以陶甓”亦是如此同样的意思，说的都极为明确的。
事实上，最为直感也最权威的证据是直接观察现存的苏州古城墙。最近数十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虽经包砖的古城墙早已面目全非，多处地段被马路断开，还有一些地段被夷为平地，而苏州城东娄门南北的古城墙已经成为延续逶迤的一脉低矮土丘，只供市民和儿童们攀爬游戏，当年拒敌于外的雄伟傲岸气魄一点儿也找不到了，这些残存的遗迹都是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当年城墙垒土的中心部分的，无须人为地多解说什么了。
以上无论是从工程量还是文献，以及实证，都可以判断出陈嵘先生所言“苏州城墙全部用砖建成”断语的不确。
三、东汉、魏晋时期小条砖大量用于普通房屋建筑吗？
陈嵘先生在《脞谈》文中说：“汉代砖瓦质地也极为良好，故世素有‘秦砖汉瓦’之誉。东汉、魏晋时期小条砖使用广泛，大量地用于陵墓、宫室和普通房屋的建筑。”
此段引文中的最后说“东汉、魏晋时期小条砖使用广泛，大量地用于普通房屋建筑”也是有问题的。
这里的“普通房屋建筑”，陈嵘先生虽未明确说明，但实际上指的是民居建筑，即除去帝王享用的宫殿建筑和公共建筑外的供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一般民用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其基本构造方式是以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作用，而不是承重的结构部分。所以，门窗可以自由开设，室内空间的分隔，墙壁的材料和做法等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至汉代已初步形成，当然，规模一般的民居建筑也是这样。但汉代建筑中砖的使用尚未充分普及，这一方面是汉代及其稍后的魏晋时期科技能力和生产能力还相当有限，其使用规模和范围均有相当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的物质技术领域均受制于或极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流行思想、习俗等意识、观念的影响，汉及魏晋时期，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的思想意态和流俗正当盛行并操纵着营造房屋等工程建设的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盛行木结构体系正源于此。
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周易”更是导引着君民的言行，按周易八卦的观点，五行中的木对应于五方中的东，对应于五色中的青，象征青春、生命、生长、活力，生机勃勃等积极向上发展的理念，这是特别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而与之相别的五行中的土，对应五方的中和五色的黄，象征成熟、衰败、中庸、基础、踏实、安定、大地等理念，因此除了实际的功能需求外，中国古代的民居建筑的取材还取决于“周易”的卦象含意，结构和地面部分多取用木材，而砖材，即主要指方砖是用于铺地的，汉及魏晋时期，其条砖的生产和使用均未普及，而板筑的夯土墙和木板制作的墙较为普遍，特别是民居建筑。用木制壁柱和壁带连接加固的夯土墙，从普通民居到大型礼制建筑都在大量使用，而条砖此时的大量使用是在位于地下的阴宅，即地下陵墓的结构部分和地面上的佛塔、寺庙等构筑物上，这从各地大量发掘或建设中发现的汉魏古墓中均可见到，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成熟是唐五代之后的赵宋时代，此时条砖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才能大量地使用于普通建筑即民居建筑中去，但也不是民居建筑都已用砖来构筑墙壁的，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真实地描绘了都城汴梁（今开封市）城乡诸多的建筑，图中的农村民居建筑多是围以土墙三间一组的简单草房，越靠近城市瓦房越多，城内则全是瓦房，规模形式也各有不同，但用条砖的数量则是大量的了。苏州情况也大致相似，宋及以后，条砖才大量生产和使用，《吴部图经续·桥梁》曰：“吴郡昔多桥梁，自白乐天诗尝云‘红栏三百九十桥’矣，其名已载《图经》。逮今增建者益多，皆叠石甓，工奇致密，不复用红栏矣。”这即指自宋代始才以砖石改建桥梁，这是以公家款项来办的公益事业，至于属于私人的民居建筑，其以砖来取代木或土墙更是其后才能实施的。
对于用砖这样的工程细节，中国古代一向视为小事，史料的记载极为缺失，这里不揣冒昧求教于陈嵘先生及文物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