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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清代的殿试策卷

    殿试,又称廷试,是历史上帝王用于选拔国家高级人才的一种规制。它源于汉、唐,定制于宋。汉时各地推举贤良,皇帝亲自加以策诏。策,即竹简,造纸术发明以前,以简作书。皇帝有事书策询问群臣,叫制策。自汉以来考试取士,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并写在简策上,让应考者对答,谓之对策。科举考试中用对策,故又称策试。(参见《辞源》“制策”、“对策”、“策试”等条目)唐代武则天时曾在洛城殿策试贡士,此举是殿试的开始。宋代开宝六年(973年),礼部试进士各科三十八人,经宋太祖召对讲后发榜取进士二十二人,并皆赐及第,之后成为定制。(参见《通典》、《文献通考》中有关“选举”内容,及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这种帝王在宫殿内对贡举之人进行考试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的明令废止。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有一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钱昌瑜在紫禁城保和殿应试的对策卷。(见图)
 
    关于钱昌瑜应殿试的考试地址,我们从原策卷上并不能得知。据清末史官傅增湘(1872~1950年)考,清初殿试地址在天安门外,后礼部请试于太和殿东西的台阶下,遇到风雨天改在太和殿东西的庑廊下,雍正元年殿试时因天气寒冷,皇帝特恩在大殿内的两旁考试。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在保和殿考试,之后一直沿袭下来。由此推测钱昌瑜当是在保和殿应考。此外,殿试原卷在填榜后应及时存入内阁大库,然而经年累月,随着改朝换制,加上看管不善,致使到清末不少殿试原卷流入民间收藏,傅增湘曾将所藏的诸多试卷著成《藏园藏卷目录》。钱昌瑜殿试原卷当是建国初期经郑振铎、王冶秋等先生之手从民间收购的,后转交中国文物研究所保存(参见侯石柱等《穷根究源——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历史和它的一批“宝贝”》,《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16日)。
 
    《清光绪十六年钱昌瑜殿试策卷》(以下简称为《钱昌瑜殿试卷》),形制为折装,有卷面、卷底,中间10开,每开2页,每页高44厘米,宽11.4厘米。在这份策卷中,留下了有关应试者、策试内容,以及殿试的组织、试卷阅评规制等方面的信息,这对我们管窥已废止百年的、帝制下最高规格的科举考试的历史情形提供了一个生动而直接的例证。
 
    之所以说殿试是帝制社会下最高规格的考试,一方面是就应试者而言的。参加殿试的人,一般须有一定的资质,我们从钱昌瑜殿试策卷第一开的简历中可以知道。他这样写道:“应殿试,举人臣钱昌瑜,年叁拾捌岁,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由附生应光绪拾伍年(1889年)乡试,中试,由举人应光绪拾陆年(1890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可以看出,在科举仕途中,士子们需要经过层层的考试和选拔,如光绪年间的翰林院庶吉士荣庆,光绪己卯(1879年)二十岁时参加顺天乡试,中式第一百九十名,保和殿复试二等第十名;光绪癸未(1883年)参加会试,中式第71名,保和殿复试三等第一百零一名;光绪丙戌(1886年)恭应殿试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十二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参见《会试硃卷乡试硃卷》的“会试硃卷”,清刻本)。在这一系列的考试中有两次大考,一是乡试,一是会试。所谓乡试,是每三年各省集附生(清代凡童生入学者皆称附生,即秀才)于省城,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对其进行的考试,中试者为举人,如人皆熟知的“范进中举”。明清时期,乡试的次年,中举者集中到京师参加会试,中式为贡士后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的高规格,还体现在考试的组织和程序上。殿试主要由礼部掌管,在钱昌瑜殿试卷卷面的下方钤有礼部的朱文官印。印的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卷背面分折之间的骑缝处也钤盖此章。在整个考试的组织过程中,会涉及多种职责。我们从卷底的朱文大木印记上知道,有两位“印卷官”,他们分别是礼部员外郎春林、礼部主事黄英采。据考,清初印卷官为三人,嘉庆以后减为二人(参见清末史官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铅印本)。此外,从已拆封的策卷的“关防”官印,以及卷背面墨书的标识中,我们还可得知有防止舞弊的“弥封官”,评定试卷优劣高下的“读卷官”等。
 
    与殿试的考试组织相比,在明清的京师会试中,涉及到的考试职官有总提调官、考试官、同考试官、监试官、提调官、印卷官、收掌试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巡绰官、搜检官、监门官、供给官,这些职责主要由六部等官属的人员来承担。而在地方乡试中所设的考试职官与会试大体一致,只是监临官和正、副考试官由朝廷选派,其他的多由地方官员来承担(参见《皇明会试录》中的《建文二年庚辰登科录》,明抄本。《嘉庆三年戊午科浙江乡试录》,清刻本。《恩科并庚子正科四川乡试题名录》,清光绪间刻本)。由此,我们也可推知举行一次殿试,亦须当朝各相关职官各司其职,并协同配合。
 
    除了上述的规制外,应试者在答卷时要遵循一定的书写格式。在钱昌瑜殿试卷的卷面上,应试人钱氏按格式用正楷墨书自己的姓名,接着,在第1开的前半页按格式写明自己的简历。之后,在测试内容部分,其形制为每开十二行,不画横格,每行连抬头楷书二十四字。至于篇幅长短,在乾隆初曾议定“通达治体者,任其发抒,不必限以字数”,只是篇幅最短者要在千字以上。一般来说,乾隆时应试者多写8开另十行,嘉庆以后则多写7开另四行。钱昌瑜的策卷内容部分写了7开另四行,共1952字。先写策冒十四行,接下来是策题和对答。4466
 
    《钱昌瑜殿试卷》的题目有四条,内容涉及经义、疆域经营、茶税得失和边防安危。(制策一:“三代之帝王心法治法,相为表里,《大学》、《中庸》道法悉备,此诚圣学之渊源而治道之根柢也。”制策二: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所宜究心,此可见精勤图治,体国经野之远谋也。”制策三:“天生庶物以养万民,国之大用亦由斯而出。然则茶税之得失,其所关非浅小也。”制策四:从古极盛之朝不能不为边防之虑,有备无患此乃安不忘危者也。)钱氏在卷中逐条对答。
 
    有关考试题目及其产生方式,会随着帝王的取向和旨意有所变化。清初出题字数一般在二三百字,涉及二三件事,如顺治丁亥科(1647年)其题目为求得真才、痛革官弊及筹饷三项。康熙以后所出题目长达五六百字,分列四项,策题先由内阁预拟,再由康熙帝选定。也许这种方式可能会有泄题或容易使考生产生揣摩押题的弊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谕令在殿试的前一天,令读卷大臣秘拟八条进呈,皇帝从中选定四条,再由内阁的两位读卷官亲自书写,入夜传匠刊刻。据考,乾隆四年皇帝亲自出题,且不拘旧式;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策题并不是读卷官原来所拟定的。光绪中期之后,策题渐尚“琐屑僻事”,如蒙古地理、西藏地名之类的内容(参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
 
    通观钱氏的卷面,楷体墨书,结字工整,无一瑕疵,颇类同于当时的馆阁体。这种书体在明清时流行于馆阁,字形匀正,墨色乌亮。明初以沈度为代表,如他写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楷书敬斋箴》。清代益加工整,程式甚严,乾隆时以张照、汪由敦、董诰等为代表。清乾隆中期以前,试卷的用字小而匀,减笔、帖写也不禁用;中期之后,用字尚大,充行溢幅,字体仍无拘禁;到光绪中叶以后,用字则皆楷体,并以黑、大、圆、光为美,禁用破体、帖书,若遇有写字时出现差误,则要另加一黄签贴在旁边。就策卷的文与字相比较而言,读卷官在评卷时除了看策文有无疵误之外,往往较偏重于字的书写,字写得如何是能否入选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殿试的考试过程中,关于策卷的收交也有一定的制度。我们在钱昌瑜对策的文后可见到一个图样式的标记,这其实是监试官在考生当天交卷后在文尾的画押,行文至何处,便紧挨其下做出标识。按旧例,殿廷考试的交卷时间以当日的白天为限度,日暮而未写完的不给灯烛。但在清初时有例外,因此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不仅严申不准给烛,又谕令监试各大臣要逐卷画押,以作标记。同时,为了防止阅卷评定时可能产生的舞弊行为,在考生交卷后,由弥封官将考生试卷写姓名及履历处反转折叠,用纸固定,糊名弥封,上加盖关防印,上下各一方。直到试官(即读卷官)阅文取中,填写榜文时,才拆封检视姓名。这种弥封之规在11世纪初的宋代景德、祥符年间才有定制,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末废止科举(参阅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
 
    读卷官对考生策卷的审阅和评定结果,在卷子上也有反映。我们在《钱昌瑜殿试卷》策尾空幅的背面上可以看到墨书的八位读卷官的姓字,及其阅评策卷优劣的等级标识。这八位读卷官的姓氏分别是“福、徐、麟、翁、嵩、徐、廖、汪”,其下有“O”、“Δ”两种标记。这种阅评制度在各时期略有不同,清初读卷官有十四位,人选由内三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官点派,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减为八人。读卷官阅卷后的评定标识在清初并不直接书写在卷子的背面,而是写在卷背所粘贴的一个签上,评定标识从高到低分依次分“O · Δ | ㄨ”五等。为昭公慎起见,避免读卷官们对同一策卷所评定等级的过分悬殊,乾隆五十二年后改为在卷后弥封之外就卷标识,不用浮签,以免偷梁换柱,并写上读卷官八人之姓,姓字下画标识。嘉庆以后读卷官就卷标识的位置改在策尾空幅的背面(参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钱昌瑜的策卷经八位读卷官的阅评,获得了两个一等,六个三等。
 
    根据阅评,拟定次第后,在卷前的弥封侧贴一黄签,其上写清拟定的名次。殿试次第分三甲,一甲三名,在黄签上直接写第几名;二甲、三甲皆若干名,在黄签上要写二甲或三甲第几名的字样,比如《钱昌瑜殿试卷》背面的弥封条右下侧所粘贴的黄签上墨书“第二甲第八十五名”。等策卷拆封检视应试者姓名后,再以朱笔书于卷面,即为定案。然后内阁据此填写金榜。中式一甲的前三名,依次又称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中式二甲者,赐进士出身,中式三甲者赐同进士出身,并以次授官。这一制度始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开科后一直延续下来。
 
    尽管20世纪初推翻封建帝制废除科举后,人们对科举制度、对清代日已炽盛的八股取士有着这样那样的抨击或看法,但我们通过存留下来的实物来了解作为我国历史上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殿试规制,明鉴今日之各种人才选拔,亦不无益。中国收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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