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年～前４７９年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圣迹图》是一部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也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最早一部连环画。
一、塑造孔子形象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所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汉代以后，历代的封建统治阶层及士大夫们为了表达对儒家和孔子的尊重，开始塑造诉诸于视觉的孔子形象，或刻之于石，或图之于壁，或画之于纸帛，或镌之于木。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修学宫，作石室，刻孔子坐像。东汉时，桓帝建夫子庙，画孔子像于壁上。光和六年１７８年，灵帝在京城建鸿都门学，命尚方画工刘旦、杨鲁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这是我们目前查稽史料后所能知道的最早创作孔子形象的职业画家；而今山东嘉祥武梁祠有反映“孔子见老子”的石刻，则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反映孔子事迹的传世图画形象。
魏晋以后，随着我国绘画艺术的突飞猛进，孔子成了文人画家们乐于创作表现的历史人物。例如：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在益州学馆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东晋王 、戴逵，南朝陆探微、张 、张僧繇都曾以孔子及十弟子为创作题作；梁元帝萧铎也曾画孔子像，并自撰亲书“孔子赞诗”。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周，南唐的董源、卫贤、王器翰，宋代的石恪、高克明、李公麟、王、马远、梁楷，元代的赵孟兆页以及明代的吴伟、吴彬等也都创作过以孔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孔子的嫡系后裔对历史上创作的孔子画藏。据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在成书于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所著的《东家杂记》中记载：“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世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注：此画传为晋顾恺之所画。近世所传，乃以先圣执玉尘，据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又持 盖、捧玉磐者注：此画传为唐吴道子所画，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轴者，又有乘车、十哲从行图。”尽管这些画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所幸孔子后裔将其中不少作品的原本摹刻在石上，因而仍得以较好地保存于孔庙圣迹殿内，如顾恺之所作的“孔子小影”图，吴道子所作的“孔子司寇像”戴司寇冠、“行教像”孔子拱手佩剑等。此外，保存下来的各种纸本、绢本孔子画像，累积到民国时期，已藏有十三幅：冕旒像、宋高宗赞司寇像、燕居像两幅、三圣图两幅，观奇支器图、杏坛讲学图、讲学图等，其中九幅作于明代，三幅作于清代，今都完好地保存于孔府和山东省博物馆内。凡此林林总总，为反映孔子生平行踪的“圣迹图”的出现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二、和其他事物总是从产生、变化到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一样，《孔子圣迹图》的问世，不是一下子就相当完备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次完整又日趋成熟的过程。当然也不应回避的是，《孔子圣迹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佛、道两教的影响。因为最早的“圣迹图”要数释家们所编绘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或《释氏源流》，后来，道家们也模仿着编起了《老子化胡经》或《老子七十二变化图》，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佛教“圣迹图”和道教“圣迹图”。但它们在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方面，显然都逊色于《孔子圣迹图》，而且后者的宗教色彩并不强烈，除了前几幅关于孔子降生的画面沿袭了东汉纬书将孔子神化的材料外，其他的都极为写实。
相对较为完整的《孔子圣迹图》，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著录的，当推宋代孔津的《孔圣图》三卷。此后，随着参与创作人员的不断增多，人们对题材的认识与挖掘不断加强，其内容也相应地逐渐完善起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孔子圣迹图》在版面和绘制手段上呈现出不同的样式，计有木刻本、彩绘本、石刻本、珂罗本、影印本等多种。
木刻本《圣迹图》。据现在掌握的史料和有关研究者的分析来看，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孔子圣迹图”始于明代。明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年，监察御史张楷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的孔子史实，旁采《论语》、《孟子》等，辑成《圣迹图》，反映孔子生平的２９件事，并撰写了每幅图的说明和赞诗，木刻传世。其后，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年，何廷瑞等又新增９件事共计３８幅后重新刻印，但新增９图有说明而无赞诗。据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考证，他所珍藏的《孔子圣迹图》即此种木刻本，他编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时，就选印了明正统刻本《圣迹图》，并在跋语中对其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
彩绘绢本《圣迹之图》。它的绘制主要也是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且文字多用原作，选择的是孔子生平中比较重要的行迹，有文有赞，但无题目。《圣迹之图》共３６幅图，每页宽６６．２厘米，高４１．４厘米，画心宽５７至６２厘米不等，高近３３厘米，无款，作者及绘制年代不详。其图前有二跋，其一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跋，认为出自明代成化、弘治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年年间。由于其相隔年代相对较近，这一说法比较可信。但此册彩绘本中，著名的“礼堕三都”、“韦编三绝”、“论穆公霸”、“五乘从游”、“灵公郊迎”等故事都没有反映出来，于理不合，故推知这一彩绘本的原本可能没有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今存的只是残本。山东曲阜孔府仍保存着该彩绘绢本。
石刻本《圣迹之图》。最早的“孔子圣迹图”石刻本始于明万历年间。据《圣迹殿记》记载：“阙里故有圣迹图若干幅，在枣梨……散在各庑。”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山东巡按御史何出光提议将木刻改为石刻，并于孔庙隙地创建“圣迹殿”加以保存。次年，山东按察副使张应登按部都曲阜，又建议增加“克复传颜”、“孝经传会”、“合葬于防”、“过庭诗礼”、“望吴斗马”、“杏坛植桧”、“三垅植楷”等７图，将原稿增至１１２图。石刻各宽６０厘米，高３８厘米，上面既有孔子事迹画面，又有标题及文字说明，由毛凤羽汇校，杨芝维扬作画，章草刻石，至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告成。相传，其画图底稿为宋人画本。今孔庙圣迹殿内仍陈列有１２０块刻石，其中，总题目“圣迹之图”篆书１石，文字９石，画幅１１０石。
珂罗本《孔子圣迹图》。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十一月初，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珂罗版形式，开创了近现代史上出版发行《孔子圣迹图》的先河。画宽１３．５厘米，高１９厘米，工笔重彩，画法细腻，人物逼真，装帧精美。从该书的序言中可知，它是依据明万历石刻本临摹而成，为保持原画风貌，画中“纤悉不可改”。
影印本《孔子圣迹图》。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三月出版。原北平民社编辑李炳卫在该书序言中介绍：１９３３年春，他“为民社图书馆搜集古今品，而旁采无意中获得《孔事汇编，子圣迹图敬谨影印。》百余幅”
此外，“孔子圣迹图”在明嘉靖时期有翻刻正统木刻版本；明崇祯时期有吕维祺的木刻本，计１０５幅图郑振铎称之为“气魄很大，笔力雄劲”。清乾隆七年又摹其翻刻；民国十二年，曹锟又曾命人摹乾隆本以工整水墨绘制，并为之题字“万世师表”，于民国十三年由昌明圣学刊印。清康熙、乾隆、嘉庆时期，也都先后沿袭前述种种版本翻刻过《孔子圣迹图》的木刻本。清同治初年，王羲之六十三世孙王敬曾从书肆得明刻本《孔子圣迹图》，计六十幅图，“解衣质钱赎之以归，装裱珍藏五十余年后重印千册，以启大众尊圣之心”民国四年，财政部印刷局曾据此翻印为竖１６开本。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又有孔宪蓝刻本，计１０５幅图，画宽４１厘米，高２９．５厘米。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中国书店、河北美术出版社等也刊印过以木刻本、彩绘绢本、石刻本为底本的“孔子圣迹图”，而原民社的影印本则更为许多出版社所摹印出版，影响最广。
三、明清两朝的数百年间，“孔孟之道”已形成一种绘画专题，甚至有了较为定型的图谱。但细加推究，各种版本的《孔子圣迹图》内在之间还是有一定渊源和由简单到完整的演变过程。我们若将彩绘《圣迹之图》与石刻本《圣迹之图》相比照，可以发现，彩绘本仅“在齐闻诏”一幅为石刻本所没有，“丑次同车”在彩绘本中各为二幅画面，但文字只在一幅之上外，其余画面绝大部分相同或基本相类。如“汉高祀鲁”一幅，石刻本只比彩绘本减少了高祖背后的武士二人，文字减去了“赞语”，添加了题目；“治任别归”一幅，石刻本仅删去了左上角的树木及文字“赞语”；“归田谢过”一幅的画面也仅删去了左下角小桥等景物。这些都说明，彩绘本与石刻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或者两者都是以孔庙旧存的木刻本为底本，或者彩绘本本身就是石刻本的底本。而由于它们在问世时间上肯定有先有后，据此可以下结论：彩绘本《圣迹之图》的出现应早于石刻本《圣迹之图》；换言之，石刻本不可能是彩绘本的底本。其依据有三：一是构图上，石刻本比彩绘本更为集中，如“丑次同车”，彩绘本出现了二幅，石刻本合二为一，画面选择了卫灵公夫妇同乘、孔子愤而欲去的瞬间：二是石刻本均有四字题目；较彩绘本更为醒目、完善；三是石刻本一题一画，较彩绘本更为合理、成熟，如“化行中都”、“诛少正卯”、“鲁国大治”三幅在彩绘本中仅表现为一幅“诛少正卯”。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彩绘本理当比石刻本《圣迹之图》早出现，彩绘本的跋中“出自成、弘间”的说法还是正确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