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家李骆公（1917年至1992年），原名李英，学名李立民，“骆公”是上世纪50年代含冤后自喻荒漠驼夫的笔名。骆公早年在上海美专就读，师承刘海粟、倪贻德、关良等教授，其画作具有粗犷、厚重、坚定的特色。
1957年骆公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制约，无法再进行绘画创作，骆公只能致力于书法和篆刻，特别是在方寸之地开拓他的篆刻生涯。
骆公是一位敢于创新的艺术家，他强调“我有我法”的独特风格，他将艺术和个人的气质品格融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骆公不仅把篆刻从书画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而且把诗情、书法、画意三者融为一体，用篆刻表达出来，所以有人赞誉骆公的篆刻是“大写意”。
史无前例的“文革”给正处于书法篆刻创新开拓高潮时期的骆公当头一棒，带来灭顶之灾。事情的由来出自骆公对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厚爱。骆公作为一个旧体诗的爱好者，十分欣赏毛主席的诗才，在毛主席的诗词中，他最为感动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早在1965年初，他在广播中听到这首词的播出，情不自禁书写下这首词的草篆。后来，经过几年的构思、吟诵，诗人怀念战友的情怀使骆公在心灵上又得到一次新的升华，创作了篆刻《蝶恋花》，篆刻《蝶恋花》中“吴刚捧出桂花酒”，将“捧”字展示为托住“酒”字的形象，而酒坛倾斜，象征吴刚受到感动的形态，“出”字刻出吴刚双手的真挚情感和力量。又如“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雨”字为多点，具有倾盆瓢泼之势。由于骆公在书法和篆刻艺术方面的创新，受到海内外艺术家的赞誉。1972年骆公又创作了郭老的《庆祝中日恢复邦交》诗词的篆刻及“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峰连富士山”等巨印，受到郭老的欣赏。
骆公在“文革”开始后随家属流放到广西灵川县文化馆，他又开始了一次艰苦的艺术生涯。骆公的篆刻《《蝶恋花》被推荐到北京。可当时审查却认为这幅作品是黑作品。庆幸的是粉碎“四人帮”后骆公被落实政策，于1979年参加全国文代会。骆公的创作也随之发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