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时代降临世界，这事儿，不是什么秘密，释迦牟尼早就告诉弟子阿难了。
阴消阳长，此盈彼亏，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彻悟如释迦牟尼者，能不明白！末法时代，不是世界末日，只是佛法必须经受新时代苛刻检验的劫数。
说白了，释迦牟尼意识到，因自身与时代所限，他不可能彻悟一切。他所称的未来佛转世再传无上之佛法，与挂在中国普通百姓嘴边的五百年必有圣者出，也没有什么两样！
释迦牟尼很清楚，他的学说能否弘扬光大，能否遇难呈祥浴火再生，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因为未来，必然是未来佛的世界。
似乎可以断言：凡是将佛教衰落之诸象皆归于释迦牟尼所预言的“末法时代”者，恰恰是没有“正知正见”者。连最基本的缘起法则都难以参透，还有资格说佛论道？
末法时代，不是“鸡也不生蛋”、修行变得比登天还难的时代，而是一个修行见解与修行方式等与新的时代有了偏差，但大多数修行者却执迷不悟、死守佛家经典，乃至对抗佛教自我完善与革新的时代——故此，释迦牟尼才把这么一个难见圣者的时代，称之为末法时代。
以为末法时代真的降临，修行者不敢在佛法上有新的证悟，此乃说佛为佛迷，说末法而为末法迷者也！因为这种人多了，这个时代也许真的成了末法时代；而不为末法时代所迷者，必将证得菩提，成为重整佛教的新的宗教领袖，被奉为释迦牟尼预言之中的未来之佛。
在宗教崇拜的光环下，佛邪乎起来。其实，佛一点儿也不邪乎，只是他比众生更能参透红尘，彻悟人生；他不过就是生长在中国百姓心灵之中的老子、孔子，人间智者圣者罢了！
释迦牟尼不来中国，我们的老子就是羽化升仙，也许不会变为道家领袖；释迦牟尼就是扎根中国，我们的孔子还是没有成佛升仙，只不过由死人成了精神不死的圣人。
以佛法而言，佛教法运被分作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曰：“正法一千年，持戒得坚固；像法一千年，禅定得坚固；末法一万年，念佛得坚固。”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五百年佛法住世，若依法持戒修行，就能证果，是为“正法”；正法之后的一千年，舍利、雕像、塑像与佛法、持戒同住于世，还能“罩”住人心，如斯修行，能证果者虽然越来越少，但总算还有人能够证果，是为“像法”；再之后的一万年，佛法等虽然还同住于世，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只有念佛的习惯还会继续下去，至于证果，难上加难，是为“末法”。
释迦牟尼留下了希望：只要念佛、呼唤佛号的习惯还在（只是习惯，与净土宗念佛往生完全是两回事，更不能构成净土宗拯救佛教的理由），未来佛就会降临人间，佛教进入新的轮回，大果再证。
走向式微，走向新的轮回——释迦牟尼以他超常的智慧，预言着佛教的盛衰，呼唤着中兴佛教的振兴之才。对此，中国禅宗一派，无疑是最彻底的领悟者。禅宗先贤倡导戒定双修，禅农并举，标榜“我心即佛”，直向我心求证菩提，甚至奉喝祖骂佛为顿悟、真禅——他们的佛教革新，无疑走在了释迦牟尼预言的前面，无疑也是对未来之佛的声声呼唤。
不动摇印度佛教的地位，哪有中国佛教生长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摩以降，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乃至马祖、百丈等，皆为中国之佛。
别把佛看作不是人的东西——中国禅宗先贤已经棒喝千年万遍，但当下众生却执迷于印度佛教传统，一心甘作佛祖脚下的可怜虫！
【曹洞临济中兴祖庭】
印度佛教执迷传统，死得很难看。
他们也许深陷在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的伟大预言中——预言只是个大趋势，释迦牟尼是人，他哪能参透一切、洞悉身后的日新月异？倘若如他预言，末法时代光念佛就要念上一万年，那佛教早就死透了。现在的人类，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佛，能有耐心念念有词一万年！
中国佛教能够生存下来，无疑得益于佛教的宗教革新。革新的思想源泉，无疑源自中国传统思想库——儒家、道家等。当然，佛家也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库，这个毋庸讳言。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无论是师法自然还是天人合一，他们的思想都是师法中国的大地天空、河流山川，他们的思想源头聚会嵩洛（嵩山与洛阳，这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古代中国它们常连在一起，同河洛一样重要显赫）大地——老子不用说了，他在洛阳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道家的开教领袖张道陵、寇谦之都在嵩山悟道开宗；孔子生在山东曲阜，他立宗儒家，却在洛阳问道“从周”，这“从周”也就是追随元圣周公损益夏商之制在洛阳制定的周礼周乐等。至于夏商两代不远嵩洛，乃至黄帝都于嵩山脚下的新郑与他嵩山访道，就不说了吧。
巧的是，佛教来到中国，扎根与发展之地乃至最中国化的宗派禅宗一系，也源出嵩洛。更巧的是，中兴了儒家学说的二程理学，也是程颐、程颢二兄弟在嵩洛地区整合而成的。
把所有这一切都归于“巧合”，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托词。与其说都是巧合，不如说嵩洛是诞生中国思想的圣地。任何思想家离开嵩洛这个中国思想故乡，都难以在中国张扬他的思想——至少他的思想，难以得到普遍认可，从而成为中国主流思想。
当儒家遇到难于逾越的坎儿后，再次发力时，“二程”依托的是嵩洛这一中国思想故乡的力量。
理学中兴儒学，无疑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录——诚如远在北京的元代伟大剧作家关汉卿所言：“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当中国文化受挫或遭遇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谋求汉文化的伟大复兴时，怎能不回望中原！？
不但身在首都北京的元代中国知识分子回望中原，就是远在海南的明代大学者、“诗文满天下”的丘浚，在他的少年时代也“遥从海外数中原”——《咏五指山》云：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二程”中兴儒家于嵩洛与元明知识分子在文化寻根中形成的对中原文化的共识，无疑启示着禅宗之曹洞宗重回祖庭、再振祖风——元初雪庭福裕大和尚在嵩山少林寺再振禅宗，成为中兴之祖。至此，我们就不难解读南宗顺的“北京师傅”为何指点他非到中原（“东游兖府，而往河南”），南宗顺自己为何“终日盼河南”，禅宗之临济宗二十四祖为何“付嘱衣法”于南宗顺，让他在慈云寺“绍继慧命”了。
无他，因为慈云寺“果然是祖庭”！祖庭，当然是重整山河的最佳承托！
南宗顺不负重托，果然成为慈云寺的中兴之祖。
在中国佛教试图重振雄风的元明两代，中国禅宗乃至中国佛教中最具革命性的两大宗派受到“二程”在嵩洛地区整合儒学的启示——曹洞宗与临济宗重返祖庭，在嵩洛地区中兴禅宗的壮阔历史，是否对当下的中部崛起乃至中国之大国崛起，有着某种启示呢？
自唐宋以降，重新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浪，终因满清的入关（在钳制汉文化上，满清远胜蒙元）而近乎戛然而止。
嵩山少林寺能走到今天，有太多机缘；慈云寺在明末遭到践踏后，似乎就不再有什么好的机缘光照这座深山古寺了。
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重修慈云寺千佛殿碑记》云：
余尝肄业（还俗）此寺，暇中遍阅古碑，始知其寺创建于汉之明帝，敕建于唐贞观三藏（玄奘）禅师，再修于明正统南宗（顺）禅师，其间踵事增华，□碑厘然为烈。至崇祯末季，流土交讧，蹂躏阅数载……痛哉！惨遭劫灭，佛祖亦有余恨！
而在更早，顺治己丑岁（１６４９年）刻立的《草修正殿记》上，“崇祯之祸”自然更为触目惊心：
……迨至大明崇祯，岁在甲戌，流寇南渡，中原沸腾。又兼土寇遍地起，有李营募兵随至，是山而潜避焉。营踏遍野，飞鸟难入其中（看来是“戒严”了）。树木、僧房烧毁一空，甚至人马作秽，粪有尺余，其残破景色大不堪观矣。
“粪”入佛碑，其“愤”昭然，天下寺庙，可有几座？
【法起法灭因缘自在】
革命，也许是有传染性的。自己既然革别人的命，当然也会有被别人革命的时候。
禅宗之临济宗喝祖骂佛，在中国佛教中，它是最具革命性的一个宗派。但它的革命性是否也“传染”给了寺院周边的百姓呢？
闻听大山沟里、慈云寺旁的小山村名曰“民权”，我的心里就生下“革命传染”的猜想。
过去的慈云寺据１００多平方公里之山川山田，管辖着现在的民权村；现在的民权村有着４０多平方公里山川山田，管辖着当下的慈云寺。在中国，谁归谁管，当然是颇有点儿意思的。但最有意思的恐怕还是一个大山沟里的小村，不叫某岭某沟，缘何拥有革命色彩非常浓烈的“民权”吧！
没等相问，翻阅该村村委会主任崔光显先生顺手相递的《青龙山慈云寺》，封面内折的半个页码上，赫然写道：
民权村民权村名取于民国十年。
当时本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锡五、保定高等师范学习的张鹏远、武汉高等师范学习的刘琴轩回家度假时，与本地刘平、刘锡和、白玉结等有识之士，联络各自然村（老泉沟、海眼岭、元帅池、过沟路、崔庄、黄瓜峪……）绅士乡民，决定合村改名，并树碑纪念，沿用至今。
革命种子在慈云寺已经播种——这，当然不唯是禅宗的革命性鼓动村里的革命情绪，在那个时代，刘锡五等人能够读书上大学，当是慈云寺种下的因缘。
“在明代，慈云寺和尚里面，就出了两位进士。现在的慈云寺住持，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看来，慈云寺是个读书出人才的地方。”巩义市地方文物专家席彦召先生感叹道。
和尚读书，当然对山沟里的村民向往知识有着某种影响。但倘若山民吃饭都难以解决，他们的孩子读大学，想来也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他们能够读书，难于和慈云寺繁荣的寺院经济一刀两断。古碑显示：至少在明代万历年间，当地村民已经受益于繁荣发展的寺院经济，官府且把这儿视作交易特区，禁止收税。
如果不是这些，在农业时代连块巴掌大的地儿都稀罕、都播种的民权村民，焉能供养大学生！
当这些大学生学成归乡，在巩县县城创办起新心中学后，他们难以忘却的，也是慈云寺的“富庶”。
“此时的慈云寺已经充公，没有什么和尚。他们建设新学堂，需要什么，尽管拿了。”席先生说，“最可惜的是，寺院里的一棵９搂１８的银杏树，被毁了。”
一棵银杏树，建起了一所学校——两座三层楼房。每座楼，都是大约６０米长、１２米宽，梁、檩、楼梯、地板，乃至学生的课桌、板凳，都是用这棵银杏树打造而成的。“楼梯、地板都是木头的，走在上面，扑腾扑腾的，直响！”１９５０年，如今７０多岁的民权村村民李海曾在此读书，他回忆道。
那么大的树，他们是怎样放倒的呢？锯有多长，当时是怎么切割的？这让巩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席彦召心存疑问。通过寻访老村民，他获知：“先去掉头，树干转着圈锯。你想，这种锯法，就是再大再粗的树，也能分割成可用之材呀。”
席先生想收集一些这棵树的木材，作为历史见证：“谁知，上世纪７０年代两座楼被扒后，木料全被温县的一个人买走了。”
席先生还是不甘心：“传说中的银杏树，真的有这么粗大，能遮掩２０多亩的寺院？”
掘地三尺，席先生发掘到一根两搂粗的树根：“埋了七八十年了，还新灿灿的；顺着这根树根掘了３０多米，不见边际。”
由此，他彻底相信，这棵“传说”中的银杏树有９搂１８、是遮天蔽日了。
由此，他喃喃自问，更加伤心：“如果还在的话，这棵银杏树是不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粗、最老的银杏树呢？”
崔光显站在山门内侧的甬道上，跺了跺脚，说：“两搂粗的树根，就在这下面！我会把它挖出来，罩上玻璃，展示根的完美与树的沧桑！”
银杏有灵，诚为慈云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一断面耳。
在中国佛教试图重振雄风的元明两代，中国禅宗乃至中国佛教中最具革命性的两大宗派——曹洞宗与临济宗重返祖庭，在嵩洛地区中兴禅宗。而慈云寺中兴之祖南宗顺打出的王牌，无疑是摄摩腾、竺法兰。因为摄摩腾、竺法兰的灵骨灵魂安奉在慈云寺，“祖林”是也。图为慈云寺塔林故址上的碑铭塔铭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