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秘藏齐白石作品杂感之二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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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史的研究中，史料一直是研究者的关隘。由于历史的久远，资料的保存往往或多或少，这一或多或少不仅决定了研究的难易，还决定了许多结论的正确与否。因此美术史家在论证某一观点时，一定要千方搜寻用以支持观点的史料。如果说历史的久远是造成史料缺乏或不易查找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许多近现代史料几乎是眼前的历史，其史料的不充分则不是因为历史的久远。细说起来这之中当然会有其它方方面面的因素。
近现代美术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对史料的忽视——研究者很少有像对待古代画家或事件那样，去查证那些存疑的或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一误区的存在，显然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眼前的历史，资料在整个研究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我们常见的文字中不乏老生常谈，或人云亦云。作为研究，不管是最终的要求还是具体的方法，古代和近现代并没有因为这种时间上的差异而带来学术要求或方法上的不同。因此在这一误区之中，说到齐白石，就很少见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齐白石的形象实际上已经固化成型。不断的论述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文字量而已。究其原因，其根本就是资料缺乏。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论证，那么我们所面对的齐白石，将是一个不真实的社会形象。
一个艺术家，不管他多么伟大，终究是一个人。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传统，对于成功的人的重视，是将其抬高到一个超于人之上的神的位置，以各种方式“明劝戒，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这种中国历史上已有的方式，有着与之相一致和协调的社会形态，而在今天，社会形态的转化无疑应有方式的对应转化。面对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显现一个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其艺术将会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合于生活的真实。
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作品的发表，为学术界研究一个真实的齐白石提供了一个机会和一种可能，这之中的许多作品将全方位地论证齐白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作为一个人的齐白石，不仅有喜怒哀乐，而且还有造成喜怒哀乐的缘由。而这一喜怒哀乐既有人生的，也有艺术的。
世间流传白石老人有许多“怪癖”，一般人很难知其一又知其二。老人出身平凡，历经世事之艰，故对人对物讲求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平常而又使他难以忘却的事件，有些虽然事小而不值一提，但老人的个性往往耿耿于怀并记于笔端，今天读来，使人有恍然大悟之感，觉得事出有因，乃合情合理，怪则不怪也。
在《丙子记事》中，老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去邮局寄信，信封写着长沙湘潭某地，邮丁就问他到底是寄长沙还是寄湘潭，老人说长沙是大地方，湘潭是小地方，那肯定是寄小地方。另有一次，他在受信人的名下写“候复”二字，是等候回复的意思，可是邮丁却说“收信人复与不复我不负责”，如果你要“候复”，那么你到别的邮局去寄。为此老人气愤异常，在《记事》中不仅记录了此事，而且写下了“邮局可恶”。这或许是记录了旧中国众生相中之一种，而由此则可看出老人的生活态度。正是出于这种对邮局的态度，老人将所有邮寄的挂号单都贴在一个本子上，并注明日期和事由，可见其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的生活态度。
北京画院藏品中有一件1931年十二月初六日的书法（总号161，注：此号为北京画院藏品总号，下同），全文如下：“私淑黄人龙，一日持赠余铜瓶二只，出印石八方，自言如无谓之酬应，求余篆于石，共五十六字。伊归自刻，刻后复求余修治。而去一日，藏印者丁柏年携其印求余添题跋，并言曾赠润金二百三十三圆，铜瓶一对。余以实答，丁恨即使力人询黄，黄已南迁矣。此后如有求余写印及修刻者，无论何人不应。”如此看来，后来白石不为人写印及修刻，就不是怪。
白石老人一生勤俭持家，平时画画有剩余的墨或色，也不舍废弃，所以在其画的题跋中可以看到用剩墨或色所画的记载。此种节俭，反映到生活中，亦成为又一种类型的“怪”，世之所传种种，往往与吝啬难以区别。然农民出生的白石，尽管有许多属于他那个社会阶层中的生活方式和习性，但他那独有的艺术气质以及文人情怀，又很难以一种经济的方式所能诠释。1917年（57岁），他以一张被油所污染的纸作画，巧妙地利用了油污的颜色而成《墨芙蓉图》（总号233），并题记：“劫余之纸为油所污，非惜不能舍，因借此以记丁巳之乱也。”见此对于白石老人的吝啬可能会有新解。
白石老人以卖画为生，早在1920年时就请吴昌硕定润格：“齐山人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擅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过八尺另议；屏条视整张减半；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见《白石杂作》，1921年，总号69）尽管白石多有润格，但仍然有许多人以各种借口无偿求画，为此白石于1928年7月书《庚午直白》（总号625）：“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1940年，白石年已八十，又写一告白（总号96）：“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是时正是抗战时期，白石老人直白心思，其怪有情。
老人之“怪”有时也表现在艺术上，他画《发财图》（总号116），题曰：“丁卯（1927年，65岁）五月之初，有客至，自言求余画发财图。余曰：发财门路太多，如何是好。曰：烦君姑妄言著。余曰：欲画赵元帅否？曰：非也。余又曰：欲画印玺衣冠之类耶？曰：非也。余又曰：刀枪绳索之类耶？曰：非也。算盘如何？余曰：善哉，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乃仁具耳。余即一挥而就，并记之。时客去后，余再画此幅藏之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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