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的问题比较复杂。如何对待《收租院》，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但是，《收租院》连接着一段历史，如何对待《收租院》又反映出一定的立场和感情。《收租院》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艺术反映。艺术反映社会生活，虽然是一句老话，却完全反映了艺术的规律。因为民族斗争的需要，产生了《黄河大合唱》；为了讴歌革命的胜利，创作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了表现阶级的对抗，出现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对待这些为现代人所指认的“红色经典”，不能以今天人的眼光否认它们的史学价值，也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在艺术上毫无价值可言。在1949年以来的现代美术史上，反映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与政治相关的美术作品有很多，如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王式廓的素描《血衣》、蒋兆和的国画《写给志愿军叔叔》、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莫朴的版画《清算图》，如果一概否认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共和国的美术史至少有27年的空白。《收租院》和上述的作品没有太多的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收租院》在文革中被人利用，并在政治舞台上起到了样板的作用。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同样是样板的还有许多，现在还在唱《红灯记》，还在演《智取威虎山》，说明他们在艺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还是能够反映艺术的变革和发展。怎样对待这些“红色经典”，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批判，也可以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之中批判不能代替研究，研究也不能代替批判。在研究中也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研究它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据艺术学的立场探讨其创作的方法，还可以用综合性的方式确立其艺术的价值和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凡此种种，这些方法可以并存，可以相互影响，但不能以这种方式说明那种方式的谬误。宏观的研究非常必要，但是仅有宏观的研究可能不够。如果只有宏观的研究，那么微观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楚，可能宏观的研究只是空中楼阁，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