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的兴衰与演变咸艺彭来
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20世纪的产物。
广告、海报、招贴具有一定的商业意义，其艺术性服务于商业目的，并为商业目的而努力。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宣传画在中国的兴起，是20世纪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曾经在革命运动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减少，以及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换，宣传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兴盛时期的宣传画由于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曾经吸引了许多在绘画上卓有成就的画家从事宣传画的创作，因此也使宣传画过多地赋予了它的艺术意义和追求，成为艺术创作和纯绘画的展览中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随着宣传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衰落，人们虽然还是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它，可是很少有绘画专业的人士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因此，新世纪现实中的宣传画已经演变为一种和广告、海报、招贴具有同等地位、又等同于广告、海报、招贴的一个品种，开始脱离了绘画界而进入大美术的范围。
宣传画的兴起与苏联影响
张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1949年）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反映了抗战的社会现实要求。在抗日战争中，宣传画表现出了特殊的社会意义，曾经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斗志，激励了民族的抗日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宣传画也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宣传画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一般以木刻为主，以战斗性的表现状况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夸张的造型、激昂的情绪表现鲜明的主题，并不太讲究其艺术性。
在1949年后，随着革命政权的确立，过去一切的因陋就简也逐步开始了向正规化的转变。而像学习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一样，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也开始了向苏联学习，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作为较早引进的苏联美术展览，不仅表现了社会对宣传画工作的重视，而且也为宣传画学习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机会。因此，许多重要的理论家都撰文发表观感或总结经验。其中有钟惦斐的《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苏联宣传画、讽刺画观后感》（《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蔡若虹的《两个世界的缩影——介绍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袁水柏的《仿佛到了我们亲密的盟邦——参观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华君武的《苏联的宣传画和讽刺画》；严蒙的《记苏联宣传画讽刺画展览会》（《人民日报》1951年4月9日）。《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个展览会中的作品。此后，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了中国宣传画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将延安时期的那种比较简朴鲜明的宣传画风格，转化为以西画为背景的激烈而富有战斗性又讲究艺术性的样式。
波兰《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1953年） 宣传画在苏联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被视为“英勇先进的艺术——是全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凡诺夫等著《谈政治宣传画》）40年代的后期，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宣传画出版的缺点与改善办法的决议”，要求各界“把宣传画作为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与眼前的政治鼓动的一种重要工具而加以注意”。在这个决议中，还责成中央、共和国、边区和各省报纸的编辑部以及“艺术”杂志与“星火”杂志的编辑部对于已出版的宣传画，系统地发表评论。因此当《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在北京展出的时候，主要媒体的评论和宣传，正好像是贯彻了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之中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苏联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苏联优秀宣传画展览会”，并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巡展，所以，苏联美协主席盖拉西莫夫撰文《苏联宣传画——布尔什维克鼓动工作的重要工具》，他提出：“苏联宣传画艺术的崇高的作用，以及高度的、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广大观众的要求，就使得党的组织和从事宣传画事业的人员们——画家、编辑、出版者、艺术理论家，有责任在今后更进一步提高宣传画的政治思想内容水平、及其艺术和印刷质量上，必须不倦地工作。”（盖拉西莫夫《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与苏联影响相应的还有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波兰的电影宣传画，也深深影响了50年代中国的宣传画创作。1957年4月，《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在北京举行，其中的电影宣传画以其鲜明的形象、强烈的风格和民族的形式，成为后来许多宣传画画家的参照。这种借鉴是中国宣传画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的一个捷径。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理论家维·依凡诺夫等著的《谈政治宣传画》一书，又从理论上影响了中国宣传画的发展。
宣传画的高潮与社会作用
哈琼文《做一颗红色的种子》（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