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推崇第一流的写意画，以为真正传神的作品，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五论文人相轻》。但他对国画又颇有看法：“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其实，鲁迅对宋元以来文人山水画的涵养，唐代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明快皆极深寄意。他所瞧不起的，是明清以来国画界不长进的风气造成的浮靡和懒惰。受这种风气影响，逐渐造成一种国画的末流，而引起观者的反感。
钱钟书先生对这种末流国画也颇加讥嘲。小说《猫》中写民国时期地方老名士：不懂透视，不会写生，今天画幅山水“仿大痴笔意”，明天画幅树石“曾见云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开交。这位名士向他侄儿吹嘘，说是某银行经理求画中堂，要切银行，要口彩好，西洋画没办法，让瞧他画的！画的是一棵荔枝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写着：“一本万利。临罗两峰本。”老名士又说他的“幸福图”，以一株杏花，五只蝙蝠，来切幸福（杏蝠）。他侄儿听得目瞪口呆。
鲁迅、钱钟书皆以极高的天分，纵横贯通的艺术学养来审视国画艺术，目光如炬，诊出国画艺术病笃的危殆状态。
然而艺术的恶劣因素往往具有一种惰性传染之管道。浸延至今，这种国画末流还在流布。笔墨的庸俗，取境的低劣，构图的无趣，，恶俗作品常有淹没精雅艺术的趋势，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当中又因了一些有权的好事者的加盟，此类恶俗作品更是印刷精美，到处铺开。艺术本来是安抚人心的，似此则以恶情劣趣消解艺术的作用。放任下去，艺术水准速降，大众的欣赏趣味也遭摧残，真乃一大悲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