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鉴定书画碑版艺术的真伪要素中，印章作用颇大。铃收藏印最著名的要数清代乾隆皇帝了，众多晋唐宋元巨迹、宋拓孤本，都常铃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等印章，昭示了这批书画曾被帝王收藏的历史。明清至民国也有不少高水平的鉴定家，由他们铃盖收藏章的书画，其可靠性就较大。如明代项子京的“天簌阁”，董其昌的“玄赏斋”、清代梁清标的“蕉林”、安岐的“仪周珍藏”、高士奇的“江村”，民国庆元跻的“虚斋珍赏”都为收藏界所重视的。
在晋王羲之《上虞拓》的考证过程中，其收藏即起了重大作用，此帖除铃有宋徽宗“御书”、“政和”、“宣和”多方印外，尚可辨认的是南唐“集贤院御书颖，直至用科学手段显出南唐的“内合同颖朱文大印后，更证明了此帖的流传上限还要前于“宣和”一百五六十年，构成了它是南唐时的文物地位，也是称它为唐摹本的有力依据。印章虽小，其在书画碑版鉴定中的作用可谓大也。
收藏家也有个性和专工，如清代著名篆刻家黄易，由他收藏钤印的碑帖，均是孤本绝品，而经钱镜塘先生收藏的任伯年书画作品，则是收藏家必争的精品了。（新民晚报童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