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竹刻艺术的发端，与中国其它传统艺术一样，源自文人对自然的痴爱。上古社会的遗址发掘中，倘未发现有雕饰的竹器。遗世较早有高度文饰的竹器，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彩漆竹勺，勺柄以浮雕、透雕两种技法刻有龙纹和编辫纹。竹刻技艺至唐已是穷工殚巧，神鬼不逮。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述：唐德州刺史王倚家里有笔管一枝，“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其画迹若粉描，必须在向明处才能辨别。这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竹刻艺术品，据传是用鼠牙雕成。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唐代雕竹尺八，遍体纹饰用留青法浅雕仕女、树木、花草、禽鸟诸物象，与唐代金银器镂錾及石刻浅雕，同一意趣。宋代的竹刻艺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辍耕录》记述了南宋绍兴年间竹刻家詹成所制的一件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詹成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竹刻艺术家，没有作品传世。
二
明代以降，竹刻艺术最初由具有深湛艺术造诣文人奏刀，“随后或父子相传，或师徒接受，或私下仿效，习之者众，遂成专业。”然而令竹刻艺术名传天下的首推朱氏三子。
朱松邻名鹤，字子鸣，号松邻。作为明代练水派竹刻的始祖，平生所制有笔筒、香筒、杯诸器，以及簪钗等首饰名重于世。有诗赞：“玉人云髻堆鸦处，斜插朱松邻一枝。”朱松邻的作品遗世绝少，现所流传刻有朱松邻款的竹器，有专家考证，以为皆是赝品。唯有南京博物院藏的一只竹刻笔筒可视为真迹。该笔筒以高浮雕的刻法，雕老松两株，松下双鹤，仰俯相望。款刻阴文，行楷，宗法晋唐。1511年作。但是，此笔筒也曾引起置疑；“笔筒所刻老松的主干密布鳞皱瘿节，松针刻若扇展，层层叠落，其旁又生一松，虬枝纷横，蟠屈拧转，有失挺拔。仙鹤重于古拙，矫健不足。有专家评论，此笔筒似过分渲染寿意，以致构图欠精练。如取朱之子小松、孙三松的作品比较，此笔筒的技艺未免逊色。”这一评价并未动摇其为真迹的定论，朱为一文士，绘事之余，奏刀刻竹，出自一片爱竹之心，虽欲逼肖，而求生趣达意则是作者主要的创作目的，也就不虑是否肖似，构图亦欠完整。
松邻之子名缨，字清父，号小松，居清镜塘。小松有乃父之风，貌古神清，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善仿王维诸名家。小松“能世父业，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益臻妙绝”，“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小松性喜饮酒，常与当时画家诸人游治，又爱将小树翦扎，供盆盎赏玩。当时嘉定的竹刻和盆树的艺术，由于小松的创作、推倡，声名远播。小松的传世作品，有刻于万历年间的《归去来辞图》笔筒。其代表作是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刘院入天台香筒，在直径仅37厘米的竹筒上，刻有神仙洞府，刘、院对弈，刀法之工，世无一可与其比高，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幽邃缥缈的仙境，令人弃履尘寰。为明代竹刻艺术的典范。
朱小松的小儿子稚征，号三松，亦以竹刻出人天地。三松不似其祖及父那般耿介孤绝，而是具有隐逸文人的简远恬淡。这一性情，使他的艺术创作在情绪上更接近当世的画家吴伟、沈周，绘笔之间给人一种平和的感觉，非常安闲。他善画远山澹石，丛竹枯木，尤长画驴。作为一名平和的文人，三松对功利的追求显得十分的淡漠，在进入商业化的明代，他的作品透出一股清纯之气。他除善刻笔筒、人物、秘阁、香筒外，不断地将自然界的各种生动形态，毕现于刀锷之下。如螃蟹、蟾蜍、残花、夏荷等。传世精品有清宫旧藏，现于台北的窥简图笔筒。“窥简图”出自《西厢记》，笔筒上刻一高髻女子，背屏风而立，双手持一书卷，倾神默读，另一女子潜出屏后，蝶躞欲前，指掩樱唇，侧面窥视读书简之女。二女一背一侧，神意各异，生于专情与顾盼之间。亦藏于台北的三松所刻的残荷洗，以竹根雕成，半花、残荷、小蟹，状写入微。
朱氏三世刀笔并举，书画兼融，神话、历史、童叟仕女、山水，松竹梅、花卉禽鹤等，一一皆达于竹、角、牙、木之上。经学者著写词章，令当世人竞相学摹，以为专业，由此形成了相传百代的嘉定派。嘉定派竹人在构图上显示出了独特的天赋，常用立视或通景。立视体雕刻，讲究层次，“洼隆浅深可五六层”。以浮雕为主，兼融毛雕、浅刻、深刻、留青和透雕。以使所刻景物“仙翁对弈辨毫发，美人徒倚何娉婷。石壁岣岩入烟雾，涧水松风似可听”。通景雕刻，一般用于在圆形器物上状写人物故事，刻石屏分割景界，人物景致徐徐展开，人物中间刻松竹、夏荷、奇石、透窗、几案等，富有叙述性。
三
明代的嘉定盛行竹刻笔筒、臂搁、诗筒、棋盒，不远的金陵却流行竹刻扇骨。当世人称“雕边”。明代摺扇是于永乐年间自朝鲜传入。至宣、统年间以雕扇鸣于时世的有李昭、马勋、蒋三、苏台，后有邵明若、李文甫和濮仲谦。仅濮仲谦成大器，创金陵派。《太平府志》称濮仲谦所制“一切犀玉髹竹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一簪一盂，视为至宝。”濮仲谦的外貌与朱氏恰成相反，其貌若无能。“而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经其手略刮磨之遂得重价。”由此可见濮仲谦只以竹的天然形态，巧刃雕磨，而显神异。濮仲谦率意奏刀，自然成器，真正达到了竹刻艺术化平凡为神奇。人称濮仲谦的竹刻直追汉代雄豪之风，与汉石刻一脉相通。后人宗濮仲谦为尊，扩门户渐成金陵一派。
有人评价濮仲谦的竹刻“浅率不耐寻味”。濮仲谦的刻法与朱不同，朱是深刻“洼隆浅深可五六层”，濮是浅刻，勾勒数刀。两人之所以风格殊异，是因起手所刻器物不同。朱的竹刻起手刻笔筒厚重圆深，深刻方能尽显韵味，濮氏操刀发轫于扇骨，巧出浅镂。是故濮仲谦所代表的金陵派的竹刻，为浅刻兼略施刀凿。
明代以浅刻擅长的竹刻大家还有李文浦和张希黄，李镌花草，玲珑有致。张刻竹取“留青法”。所谓“留青法”是保留外皮的花纹，刮去花纹以外的表皮，露出淡黄色的竹肌作地。刻后一二载，表皮呈淡黄色，竹肌由淡而深，成深红紫，越久色泽差异越显著，“迹若粉描”，古雅隽美。张取“留青”为阳纹花纹，“凡云气、夕阳、炊烟，皆就竹皮之色为之，妙造自然，不类刻画，亦奇玩也。”张被后来的仿效者尊为“浙派”的开山之人。
朱的高浮雕或圆雕、濮的浅刻兼略施刀凿，张的浅刻为明代刻竹的三大风格，传于后世，并用于牙、角、木等不同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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