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的老师安志敏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
在八宝山哭别先生之后，每天早晨醒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我想，我该写点什么，为先生送行，也为不能忘却的怀念。
２０年前的秋天，我到北京做了先生的学生。那时候先生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工作依旧很忙，难得一见，多半只是上课才能看到他。当时他的办公室在考古所东北角的一间平房里，满屋子都是书，地上也堆满了书，很难插足，给初到北京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先生给我们上“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考古学通论”两门课。他上课从来不看学生，脑门上满是汗珠，讲义就写在发黄的带有横格的软卡片上，一张张的，好像正反两面都写，字写得密密麻麻。先生不善言辞，老实说，课讲得并不精彩，但他的认真却让我们不敢稍有懈怠。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和同学曹勇跟先生到宁夏等地实习。这是我跟先生近距离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已过花甲之年的先生，常常健步如飞，走在我们前面。白天调查跑一天，连二十岁出头的我们都感到累得早晨爬不起来，先生却天天早起，戴着耳机，练习日语。此事虽小，却给我很大震撼，让我从此无法偷懒。先生从１９４５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整整一个甲子，论著近４００篇（部），除了“文革”初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论文发表外，几乎每年都或多或少有论著问世。先生虽然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名世，但是上自旧石器时代，下到周汉历史时期考古，他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这不能不归功于先生的勤奋和用心专一。先生几乎没有别的爱好，我有时会想，先生是为了考古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先生担任《考古》主编多年，因稿件的处理得罪了不少人。他也爱写批评文章，跟同辈也跟前辈和晚辈学人争论过不少学术问题，有时候火药味很浓，被他批评的人也许至今不能释怀。他的意见当然不可能都对，但我认为他是真诚的。先生心直口快，但凡他觉得不对的，就写文章批评，根本不留情面；他的心里只有学问，没有其他，为此吃了不少亏，但他无所顾忌，勇往直前。有时候我觉得他很像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先生和我们学生很平等。他很少叫我们做什么，也从不给我们讲什么大道理，当然更不会为我们以权谋私。１９８６年底我为研究生院开设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研究写课程作业，完稿后交给先生审阅，这就是那篇后来引起关注的《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文章很短，我交给先生后便匆匆回老家过年了。由于该文的写作事先没跟先生商量，也没想投给报刊发表，所以当先生写信告诉我稿子定在次年的《考古》第５期发表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据我所知，这是先生唯一一次利用他的权力为我“谋私”，我写文章一般不给先生看，不是害怕先生提意见，而是怕给他添麻烦。我的观点有时是跟他不同甚至抵触的，他不以为忤，甚至还会加以引用。我能写点东西，大概跟他这种开放、民主的作风有很大关系。
晚年的先生，虽然在所里还有办公室，但是藏书差不多全部装箱搬到太阳宫考古所图书馆的书库里，查一本普通的《考古》杂志也要到阅览室去，很不方便。但他很少怨言，写文章的速度甚至比年轻人还快，思之令人汗颜。一直到去年年初住院之前，他还坚持周二上班，有时候会来我办公室坐坐，关心我在做什么。碰到同事找我，他会说，你忙你忙，赶紧告辞。望着蹒跚下楼的先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先生数十年坚持洗冷水澡，一辈子没住过院，没动过手术，所以一直到他发病住院之后，我还以为先生会挺过去，会长命百岁。但是先生竟然去了，我顿时觉得空荡荡的。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平常和先生的交往并不算多，除了因拆建房子在考古所帮先生搬过两次书，什么事也没替先生办过，事实上，先生也从来不要求学生为他做什么。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五天滴水未进，人极度虚弱，瘦得皮包骨头，想听他说什么，已经是不可能了。
先生默默去了，离开了他热爱的考古事业，也离开了他热爱的学生们；他走得静悄悄的，一如他惯常的低调。祝愿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