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部落两重天地
宋庄画家村曾极大地吸引我的原因很简单：它的前身是圆明园画家村。
圆明园画家村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出现的一个奇迹。一群敢于“反叛”和追求“艺术”的青年用他们一支支小小的画笔，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在那里共同抹成现实。
自认为是以认真态度而写的《初探宋庄画家村》发表后，收到了有关文化界人士的质疑，并且这种质疑是全方位的。有点戏剧性的是，正是在一位抨击得最猛烈的同志促使下，我完成了对宋庄的更大规模的探访，然后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全文发表。
在对我的有关文字所出现的全部质疑，都是针对其中的“圆明园”。
我对文化界同志的认真求实态度表示尊重。同时，我也必须另外着重指出：即使在整个人类中共有的无论多么“肮脏”的事情都曾在圆明园画家村中集中地出现过，也毫不希奇。在古往今来的所有群体中，在无论多么辉煌的下面，都有极其凸显的阴暗面。而无论与他们的哪一个相比，小小的“圆明园”都显得小得可怜。
但放眼当时的中国，在艺术领域中集中举起义旗的，惟有圆明园。
惟此，圆明园画家村的这种特殊意义才显得格外珍贵。
“圆明园”的消失与“宋庄”的形成
圆明园画家村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正像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一样。
圆明园画家村诞生于1990年后，红火于20世纪90年代初，消失于它的鼎盛中。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点适用于北岛和他同时代的同仁，而对于圆明园画家村的形成，也很贴切。
那是一个由完全热血沸腾的青年用赤裸的心灵联袂成的艺术圣地。
在那时的那里，那些青年艺术家的所有所作所为都可用这三点涵盖：创造，创造，再创造。
正是在那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大创造中，产生了以傻笑系列为代表的玩世现实主义创立者方力均，以《中国人民很行》为代表的艳俗艺术创始人之一杨卫，还有界于他们两者之间的以抽象水墨画独树一帜、性格皆狂放不羁的鹿林。
这三个人的艺术成就，基本可代表无上中下之分的圆形的圆明园画家村群体。
创造即意味着破坏。而对于那些正处于看山不是山之时的青年艺术家而言，他们的“创造”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拘泥于艺术框架内。
“我虽然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南下知识分子家庭，但在‘文革’后期的那个时代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孤独。我当过小地痞，打架，打别人，也差点被别人打死。大学毕业后我流浪到北京。我那时孤独至极，没有一个朋友。所以当我突然发现圆明园就像突然发现了延安。那时我们在圆明园最大的感觉就是真正的自由了！那时我们整天不断地喝酒，有成天成夜说不完的话，简直就是处于一种疯狂状态。你说的圆明园居民对我们印象不好这一点，确实属实……”这是我在2000年大规模探访宋庄时，很显儒雅的杨卫向我的认真告白。
“正是我们这些渣滓才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圆明园时很累，所以我们要放松，要笑，要乐，要跳。我们这样了别人之所以看不习惯，只因为我们穷。我们因为穷穿得随便些，只能吃煮挂面，我们就是渣滓？”这是在遥想当年圆明园时，已是相当稳重的鹿林面对我重新激动起来而说出的话。
“在圆明园时，我们在社会上基本都是没有地位的……”这是在总结圆明园画家村时，画价卖得首屈一指的方力均于沉思中慢慢给我的回答。
“他们早被清走了！你怎么找那样的人？他们净是痞子，还有疯子。他们酗酒、打架，还有的吃完饭不给钱……”这是圆明园画家村早已销声匿迹后，当地居民对不知情的我愤愤告诫的话。
尽管那时“圆明园”在中国艺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