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我国陶瓷业的发展情况
明清时期可称之为我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成为我国陶瓷生产的主流，其他各类瓷器，如彩瓷、素三彩和单色釉器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青花瓷器的发展和盛行，改变了我国一千多年来以青瓷为主的生产格局。
我国明代陶瓷器的生产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制瓷工匠获得了部分人身自由，从而成为发展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再加上明代实行“输班”和“住坐”的制度，烧造技术得到全面的提高，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大发展。同时，明代开始建立御窑瓷厂，派官督造，专门为皇家生产御用瓷，供宫廷使用，包括对外作赏赐和交换使用，因此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除御窑厂外，民窑也有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官民竞市”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除景德镇外，浙江的龙泉窑仍继续烧造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和云南玉溪、建水窑的青花瓷，均负有盛名。
清代初年，清政府对农业和手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措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瓷业生产达到了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可以这样说，清代各朝瓷业生产，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格各具特色。所以，在清代，无论是早期、中期或晚期的产品，都各具特色，并有不少精美之作。德化窑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清代德化窑的白瓷延续明代的风格继续发展；青花瓷达到全盛时期。
明代我国瓷业的外销
唐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就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诸国。到了明代，由于陆上和海上交通的繁荣，我国瓷器的对外行销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景德镇瓷器对外输出的形式大概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官窑的部分瓷器，以赏赉的形式去换取海外的各种特产；另一种是用众多的民窑产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交换海外产品。若从全国陶瓷的外销看，郑和下西洋无疑是官方商船进行陶瓷贸易的一件大事。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携带大量的瓷器，所到诸国，基本上都有使用我国瓷器的记载。民间和官方对于这种获利甚厚的生意垂青已久，导致了后来明朝官方干脆把瓷器当作一种商品，折合价值，卖给所需诸国。陶瓷的海外销行，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商人到海外去做买卖，是用中国陶瓷换取国外特产和香料。如《明会典》曾载，明朝以大量的瓷器等商货，易换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各种高级奢侈品。《瀛涯胜览》一书也提到，“瓜哇国人最喜爱中国青花瓷器”，这就是各国人民极其喜爱中国瓷器的反映。《星槎胜览》也曾记载各国使用中国瓷器的状况: 竹步国“货用土珠、瓷器……之属”，木骨都束“货用缎绢、瓷器……之属”，卜剌哇“货用……瓷器之属”。由此可见，郑和所到之地都与贸易相联系。
明朝一些外国使臣来中国朝贡、访问，回国时也都带回大量中国瓷器。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说: 满剌加使节到广州以后往往有二、三艘商船尾随而来，待使节进京朝贡，其商船已先载货物返回，翌年再来迎接使节，并载满商货，一并返航。由此可知，当时外国使节回国或跟随使节而来的商船，回国时都带回大量的中国瓷器。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就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一千二百人到中国明朝进贡方物。其国家使节人员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他们回国时带回的瓷器数量，是可想而知的。
明朝时期，有许多外国商人来中国从事陶瓷贸易，如阿拉伯人、日本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等直接来中国进行瓷器贸易。到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相继东来，将我国的瓷器贩运到欧洲和世界各地。据佛尔克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从1602－1682年明末清初的80年间，仅荷兰人就贩运我国瓷器达1600万件以上。在运销国外的瓷器中，有不少是专门为外销而特制的产品，其造型和图案纹饰是按国外订户提供本样（样本）制作的。由此可知，这个时期欧洲商人来中国贩运瓷器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在明代，即十七世纪初，荷兰人曾被发现从中国载运一种特殊外销瓷，用一种叫做“加橹”的大型货船装载。欧洲人称这种瓷器为“加橹瓷”，有的人则称之为“克拉克瓷”（Connack）。这是一种外销青花盘，是转为外销设计的新品种，在东南亚、东亚和欧洲有大量的发现，由江西景德镇和福建漳州平和、泉州德化生产。上述克拉克瓷器在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都有生产。
上述青花瓷器曾大量销往东亚日本，在日本被称之为“芙蓉手”，即被认为类似芙蓉花而得名。这类明代晚期外销日本的青花瓷，日本学者称之为“古染付”。明末崇祯年间，日本大宗订烧称为“祥瑞瓷”（有的有“五良大夫吴祥瑞造”款），就是景德镇为满足日本市场需要而生产的青花产品。
综上所述，明代瓷器外销方式大概有三种: 一是入贡国得到明朝赠送的瓷器和附带货物经交易而购得瓷器；二是中国官方商船抵达各国进行交易，如郑和下西洋陶瓷得大量输出也是方式之一；三是民间私人贸易，包括走私商人进行贩卖和大批出国华侨带出陶瓷。其中第三种方式是明代广销海外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