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新莽、东汉铜镜的镜型比较厚重，形制一般为圆形；镜钮除了西汉早期有些铜镜仍沿用战国时期的弦纹钮，多数为半圆钮，这种钮制后来成为镜钮的基本形式，东汉时期的圆钮高大凸出，另外还有连峰钮，为星云纹镜特有，钮座除了圆形、方形，还有连珠纹、连弧纹、四瓣柿蒂纹等。镜缘，西汉早期仍有卷边镜缘外，均为宽厚的外缘。汉镜纹饰多采用四分法布局，东汉出现重列式图案，地纹消失，主纹成为单一的图案。西汉早期吉语镜渐多，西汉末年出现铭文中有年、月、日的纪年镜。
本文收录的该时期的铜镜可分为龙纹镜、凤纹镜、星云纹镜、花瓣纹镜、博局纹镜、连弧纹镜、四灵纹镜、禽兽纹镜、龙虎纹镜、画像纹镜等。
龙纹镜(图1)、凤纹镜，镜型较薄，窄边上卷，带有战国铜镜特点；纹饰的形态亦为战国风格。星云纹镜(图2)为西汉新出现的镜类，由乳突状小枚和弧线构成图案，其流行年代为西汉中期。花瓣纹镜，也称草叶纹镜，四乳八组花瓣构成，并有“长毋相忘”吉祥语。出土资料表明，此类镜为西汉早中期主要流行的镜类之一。
透光镜是上海博物馆馆藏铜镜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共有两枚，装饰连弧纹，并铸有吉语。一枚为“见日之光透光镜”(图3)，另一枚为“内清以昭明透光镜”。镜面皆光亮平滑，仍可鉴人，镜面在阳光或直射光线的照射下，镜面的反射光能映射出与镜背花纹相对应的图像(图4)。
历史上对透光镜的描述，最早见于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透光镜，并推测了其原理和制作方法。在此后的几百年中，通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的70年代，弄清了其中的奥秘。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在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使镜面产生了与镜背纹饰相应的起伏不平，这种现象目测是很难察觉的，更没有手感。当光线照射时，通过光程放大，平整处是折射光，拱起处是漫反射，镜面与文字线条相应不均匀，产生了与镜背花纹相应的效果，导致了类似透光的效果。
四灵镜，出现于西汉晚期，所谓四灵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布于钮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间隔以乳突状枚，纹饰以凸起的线条构成，非常流畅。
鸟兽镜，流行于东汉，装饰有各种禽鸟和瑞兽，并设置多枚，纹饰环镜钮，形成一圈狭长的纹饰带。
四神、禽鸟、瑞兽等装饰于铜镜，这是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重要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了铜镜的纹饰题材。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新莽铜镜中有一枚纪年镜，为“始建国天凤二年常乐富贵镜”，天凤二年即公元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始建国二年新家镜”，始建国二年为公元10年。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镜为西汉时期的“居摄元年镜”，1926年朝鲜平壤出土，现藏于日本。
博局纹镜是西汉时期兴起的新镜种，“大乐贵富博局纹镜”，兽钮，置双线方框，内铸铭文。方框外为博局纹，间饰龙纹。镜体较薄，窄缘卷起，具有西汉早期铜镜风格。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长沙月亮湾l号墓均有出土。窦绾应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以前，因此，博局纹镜至迟出现子西汉中期。从出土资料看，博局纹镜盛行于新莽和东汉早中期。
博局纹镜又称规矩镜，规矩镜这一命名由梅原末治首先使用，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引用，以后我国学者沿用了很长的时间；西方学者因其构图似西文字母TLV，故称之为TLV镜。
对“博局纹”含义的解释，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中外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许多解释。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对当时的一些看法有所论述：中山平次郎认为是由草叶镜之草叶幻变而成，后藤守一赞同并引用了此说；而加尔贝克(Karlbeck)则认为来源于时代较早的纯地纹兽纹镜之兽纹，梁上椿赞同并认为与山字镜之山及细地纹亦有深切的渊源。此外，还有宇宙说、明堂宫庙等建筑象征说、宗教意义说等。
也有许多学者则认为，这类纹饰与六博局有关，或来源于六博局。早在1918年中山平次郎在《古式支那镜鉴沿革》中，推测可能与六博局有关；驹井和爱在《考古学杂志》1943年33卷第2期撰文认为是六博局；1945年、1952年杨联升两次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著文，根据汉画像石上的六博盘以及绍兴出土“仙人六博”镜铭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1957年王士伦先生提到江苏江都汉墓出土的六博棋局，用朱色画出的线条，与铜镜上的规矩纹一模一样。 1979年熊传薪先生根据马王堆等地出土六博上的图案，提出铜镜的纹饰即为六博局，规矩纹应改称为博局纹镜。1986年傅举有先生根据考古资料，详尽论证了博局、博戏：以及博局镜与博戏的相互关系。1987年周铮先生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的铜镜拓本中，发现新莽时期的博局纹镜，铭文中有“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的词句，从“刻娄(镂)博局”得知，铜镜上的纹饰即为博局纹，更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博局纹镜的观点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图5)。
对博局图案的内在含意，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讨论，李学勤先生根据河北平山战国中山三墓陪葬墓出土的博局石板，结合战国时期鲁国人尸佼所著《尸子》中